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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达“理论看法”丨从最高院判例看企业章程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相关法律问题

发布日期:2020-03-23 浏览次数:85 文章来源:

编辑:安鑫,中共党员,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为www.bv1946.com执业律师。安鑫律师兼具法学和工科类的常识背景,长期致力于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专注于企业、各类建设工程领域的诉讼与非诉讼业务。


一、前言

《企业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了企业章程有权对股东资格的继承作出例外规定,但由于司法实践中企业对此经常约定不明,致使股东因股权能否继承产生的纠纷时有发生,本文通过一篇最高院判例,浅析企业章程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相关法律问题。


二、案情概况

1、1997年10月10日,建都企业原名启东市建都房产项目开发有限企业成立2007年9月,建都企业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股权结构变更为启东市博圣投资发展有限企业(系启东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企业下属企业,后更名为江苏博圣集团有限企业)出资2500万元,启东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企业出资2500万元。

2、2009年2月起,建都企业实行股权改制,周渭新出资2100万元从江苏博圣集团有限企业受让2100万股,双方于2009年2月1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建都企业工商登记上记载1997年10月至2016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周渭新。2016年3月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陈建飞。

3、2015年1月,建都企业经股东会决议修改企业章程,在原章程第四章第七条中增加规定“对正常到龄退休(返聘除外)、长病、长休、死亡的股东,应及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股东退股时,企业累计有盈余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持股期间按本人持股额每年享受20%以内回报”,该内容作为第七条第三款。

4、建都企业先后有郁尚新、曹敏华、张红萍、陆建昌四位股东离开企业。张红萍因退休于2016年7月14日与建都企业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1%股权计50万元股金作价50万元转让给建都企业。建都企业按照每年10%向张红萍支付了持股期间的股权回报合计180732.8元,另退股本金50万元。陆建昌(建都企业副总经理)因退休于2016年12月31日与建都企业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4%股权计200万元股金作价200万元转让给建都企业。建都企业按照每年15%支付了陆建昌持股期间的股权回报合计1183232元,另退股本金200万元。

5、周渭新生于1948年10月,与曹允如系夫妻关系,周艳系二人唯一女儿周渭新立遗嘱:投资于建都企业和建筑集团的股权均由本人女儿周艳继承与以上股权相对应的股东权利均由周艳享有并承受。周艳主要诉求:确认周艳享有建都企业42%的股权(股权价值为32555万元),并判令建都企业将周艳载入股东名册、办理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周艳名下的相应变更登记手续。

6、本案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撑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周艳全部诉讼请求。


三、裁判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周渭新去世后,企业和其他股东理应按章程规定处理,即企业应安排其他股东受让周渭新的股权以维护企业的人合性,但建都企业在诉讼中明确表示企业其他股东无人认购受让周渭新的42%的股权,而该种情形如何处理在建都企业的章程中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该章程对继承问题的规定具有不完全性。故虽然企业章程可以对股权继承问题作出另行规定,作为建筑企业也有权在遵守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实行岗位股进行企业治理的创新,但应以章程的明确规定为据,对企业章程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则应按法律规定处理。由于非周艳的原因致周渭新的股权无法转让,且企业当时的章程对无人受让股权如何处理未作明确规定,故周艳根据父亲所立遗嘱要求继承周渭新的股东资格符合《企业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其要求确认股权、并由建都企业办理股东资格手续的诉请应予支撑。

最高院认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后,标的股权如何处理属于企业治理事项,不影响本案股东资格的判断。建都企业作为有限责任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和治理结构,案涉股权排除继承后,究竟是由企业回购还是由其他股东受让,均可通过企业自治实现。这两种方式均有利于打破企业僵局,维持企业的人合性和封闭性,体现企业意志,保护股东权益。此外,周艳虽无权继承股东资格,但其财产权利可以得到保障。根据2015年1月10日企业章程第七条的相关规定,其依然能取得退还的股本金和按照持股额每年计算一定比例的回报款。本案中,建都企业提供的相关决议及庭审陈述表明,建都企业将周渭新的股权退股2100万元,并根据周渭新持股期间按持股额每年享受20%的比例计算回报,该计算标准是2015年1月10日企业章程规定的较高标准。因此,周艳作为周渭新的继承人,将能够从建都企业获取较为丰厚的财产收益,对其权益的保护亦属合理。同时,建都企业目前离职的股东均采取这种收回股本金和领取一定比例回报款的方式获得补偿,遵照企业章程对股东权益平等予以保护,符合本案实际情况。


四、律师点评

《企业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企业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为章程排除股东资格继承提供了法律依据。

本案中,涉案企业的章程虽经过多次修改,但认定死亡股东股权应由其他股东受让并无太大争议,一、二审法院也确定了该事实。但是,由于涉案章程修订后,对无人受让股权如何处理未作明确规定,致使产生纠纷。一审法院认为由于非周艳的原因致周渭新的股权无法转让,且企业当时的章程对无人受让股权如何处理未作明确规定,周艳有权继承周渭新在涉案企业的股东资格。而最高院却认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后,标的股权如何处理属于企业治理事项,不影响本案股东资格的判断。建都企业作为有限责任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和治理结构,案涉股权排除继承后,究竟是由企业回购还是由其他股东受让,均可通过企业自治实现。”该说理将企业章程排除股东资格继承后,标的股权如何处理都让渡于企业自治,无疑是对法条的扩大说明。

基于本案的基础事实,笔者更倾向于一审的判决。而对于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需要注意:

1、企业章程对继承问题未约定可由企业回购时,死亡股东的股权能否由企业回购。《企业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是考虑到有限责任企业具有人合性的特征,赋予了企业一定自治权。但涉案企业章程第七条明确约定,对离开企业的股东的股权由其他股东受让。建都企业在诉讼中明确表示企业其他股东无人认购受让周渭新的42%股权,该种情形如何处理在企业的章程中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该章程对继承问题的规定具有不完全性。有限企业虽然有一定的自治,但应以章程的明确规定为据,对企业章程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则应按法律规定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与企业回购股东股份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实际履行时的程序也不同,在企业无人受让股权的情形下,企业回购股东股权后定向减资是其唯一选项。根据《企业法》减资程序的强制性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企业章程、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而本案中周渭新占企业42%股权,在周渭新或其继承人未参与同意的情况下,减资程序显然不能成行。因此大家认为,企业回购股东股份,应以协商一致为前提,而不能在章程未约定的情形下随意创设。

2、有限企业能否基于章程约定回购股东股权。大家认为,全体股东有权基于法律规定,在企业章程中约定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由企业回购股东股权,这是有限企业人合性及其自治的表现。司法实践中有人认为,有限责任企业收购本企业股权仅限于《企业法》第七十四条明文列举的三种情形,异议股东股权收购制度是企业资本制度的一种例外,应当严格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法律未规定的,不应作扩大说明。笔者认为,该条款对应的是企业是否应当履行回购异议股东股权的法定义务,而非对企业自治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引导案例96号中认为,有限责任企业按照初始章程约定,支付合理对价回购股东股权,且通过转让给其他股东等方式进行合理处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撑。最高人民法院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有限责任企业股东重大分歧案件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一致以下列方式解决分歧,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撑:(一)企业回购部分股东股份。该说明也印证了企业在股东协商一致的情形下能够回购股东股权。

3、企业回购股东股权存在的实践障碍。认可由企业回购股东股权的合法性,并不代表能够实际履行。根据《企业法》的相关规定,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企业如要减资,必须履行严格的法定程序,从而保证资本的充实性、稳定性以及债权人的利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5条认为:投资方请求目标企业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企业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企业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该纪要,投资方请求目标企业回购股权的,减资程序是前置条件,那么反之亦然,目标企业回购股东股权的,也应经过相关的减资程序。有意思的是,在九民纪要出台之前,没有相关法律或司法说明有过类似规定,部分最高院判决在认可有限企业可在特定情形下(股东离职、死亡等)回购股东股权的同时,并未就企业是否经过减资程序而进行审查。


五、实务总结

为了规范企业运营,避免股东资格继承争议发生,大家建议:

1、企业如要排除股东资格继承,各股东应当在企业章程中予以明确约定,未约定的,视为股东资格能够被继承。

2、排除股东资格继承后,应当明确由谁来收购其股权,具体类型有:企业回购、特定股东收购、各股东按出资比例收购等。

3、排除股东资格继承后,还应当对标的股权价格的计算标准予以明确,以防收购标的股权时因转让价格引发争议。

虽然最高院认定企业在排除股东资格继承后,由企业回购还是由其他股东受让,均可通过企业自治实现。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企业回购涉及减资等程序性问题,建议约定由其他股东回购其股份为宜。


六、案例来源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18)最高法民终88号

名称:启东市建都房地产开发有限企业与周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七、扩展阅读

最高人民法院引导案例96号: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企业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企业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具有法定的行使条件,即只有在“企业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企业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企业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企业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企业存续的”三种情形下,异议股东有权要求企业回购其股权,对应的是企业是否应当履行回购异议股东股权的法定义务。而本案属于大华企业是否有权基于企业章程的约定及与宋文军的合意而回购宋文军股权,对应的是大华企业是否具有回购宋文军股权的权利,二者性质不同,《企业法》第七十四条不能适用于本案。在本案中,宋文军于2006年6月3日向大华企业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申请并于同日手书《退股申请》,提出“本人要求全额退股,年终盈利与亏损与我无关”,该《退股申请》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大华企业于2006年8月28日退还其全额股金款2万元,并于2007年1月8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宋文军等三位股东的退股申请,大华企业基于宋文军的退股申请,依照企业章程的规定回购宋文军的股权,程序并无不当。另外,《企业法》所规定的抽逃出资专指企业股东抽逃其对于企业出资的行为,企业不能构成抽逃出资的主体,宋文军的这一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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